毛笔作为文房四宝之首，在我国灿烂的文化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，而“秉笔直书”之人，是一代代的文人骚客，是至今仍被推崇的书法大家们。他们手中的笔有何独特，为何得以妙笔生花、笔下春风，引得后辈学习者心慕笔追?
说到毛笔，大将蒙恬不得不提。他为人熟知的身份是领兵作战的将军，但民间传说中，他和夫人卜香莲被传颂为毛笔的发明人，被尊称为“笔祖”“笔娘娘”。在相传他们居住过的湖州地区，至今还保留着纪念行业神蒙恬的民俗活动。相传农历三月十六和九月十六，分别是蒙恬和卜香莲的生日(一说九月十六为蒙恬忌日)，每年这两天，当地的笔工、笔庄和笔店会举行规模盛大的蒙恬会。目前蒙恬会的活动只保留在每年的九月十六，内容包括为蒙公祠中的蒙恬整冠、洗尘，老笔工带领众笔家焚香祭祀，众笔工焚笔，由蒙旗、蒙恬大轿、笔旗等组成的大队伍绕行出会等，活动隆重而丰富。
考古成果显示，我国早在新石器时代，已经有符合毛笔基本构成原理的工具出现，比如棕刷。新石器后期一些原始彩陶的图案，专家经过研究，判断其需用毛笔类的软性工具才能绘制出。目前已发现的制作时间最早的毛笔，是制于战国时期。1954年在湖南长沙左家公山出土的古墓中，发现了一支完整的毛笔。笔长21.2厘米，笔杆为圆形实竹，笔头材质兔毫，外由丝线缠紧，同时髹漆以牢固。可见毛笔出现极早，至少在蒙恬生活的秦朝以前已经成型使用。
秦朝统一了全国的文字，为小篆，后为书写便利，隶书逐渐形成。隶书是我国书法史上一次重要革新，突破了单一中锋运笔的笔法，为后世多彩纷呈书体的出现奠定了基础。因此，人们口耳相传的笔祖蒙恬，更确切地说是毛笔的重大改良者，自他之后，毛笔真正书写方便、储墨充足、运笔流畅。
(唐) 冯承素 摹《兰亭序》(局部) 纸本墨笔 纵60厘米 横184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
王羲之：世传最爱鼠须笔
“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;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带左右，引以为流觞曲水，列坐其次。”书圣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在中国可谓无人不知，米芾赞誉其“天下行书第一”。全书共324字，行文典雅飘逸，用笔潇洒自如且笔法多变，所谓“不激不厉，而风规自远”，魏晋时期众名士崇尚的清俊洒脱、天真自然的处世风格也隐于其间。据传它的真迹殉葬昭陵，但后世有褚遂良、冯承素等众名家的摹本、临本传世，也是另一盛况，足见其艺术魅力。
因唐代何延之在《兰亭记》中记载，王羲之书《兰亭序》用鼠须笔，自此鼠须笔声名远扬。书圣同款之笔，是不是可以写出书圣那样典雅飘逸的字?人们对鼠须笔满是好奇，也因此对鼠须笔要料的探索和争论，至今未休。
鼠须笔，顾名思义是老鼠的胡须做的笔。后世学者分别从文献可靠性及材料可用性等方面进行了探索，包括试制笔。有学者认为，这里的鼠不是老鼠，而是黄鼠狼，润滑而富有弹性的狼毫笔就是用黄鼠狼尾巴上的毛制作的，即鼠须笔实指狼毫笔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载“世所谓鼠须，栗尾者是也”，说的是一种与黄鼠狼类似的栗鼠的尾毛。
(元)赵孟頫 跋兰亭序 (局部) 纸本墨笔 纵60厘米 横184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
关于鼠须笔“须”的用量，有两种观点。一部分学者认为都是用胡须，但在原料收集上非常困难，实际制成笔使用也不适宜，怀疑鼠须笔并不真实存在，或只是猎奇的尝试，不是日常使用;一部分学者认为鼠须笔主料还是紫毫、羊毫等常见材料，只是在中间夹几根胡须，增加毛笔的韧性。
其中，台湾学者何炎泉在对蔡襄尺牍(陶生帖)做用笔分析时，对鼠须笔的论述更像贯通了上述几种不同的意见，不论是从资料考证还是现实可用方面，听来更易接受。他说：“诸葛氏的散卓笔根据黄庭坚的说法，笔芯是以栗鼠尾所捻成，其余的毫毛为紫毫。梅尧臣提过他曾改良诸葛笔，于‘飞鼠’尾外，特别引进‘仓鼠须’来制作珍贵的‘鼠须笔’……可知当时用来制笔的栗鼠与鼠狼相近，但体形较小且颜色苍黑。宣城诸葛氏的栗尾散卓笔经过梅尧臣的改造，引进仓鼠须之后，率先受到杜衍及蔡襄等人的喜爱，此笔即是他们所称的‘鼠须散卓’‘鼠须’‘鼠须栗尾’笔。”
书圣，与笔最亲最近之人，因为太爱笔，相传曾做专门论述毛笔的《笔经》。在他的长居地绍兴，还留存因他的笔而来的地名，比如笔飞弄。杨乃浚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。
王羲之有一个很富有的朋友，想叫他(王羲之)写几个字。这位朋友跟别人夸海口，我去让王羲之写字他肯定写。这话传到了王羲之那里，他火了，我为什么要给你写字!他生气地一拍桌子，啪，笔飞了，笔飞过的弄堂就变成笔飞弄了。笔飞到一处停住了，架在那边，就变成笔架桥了。
如今，笔飞弄尚保留着，一代代的绍兴人仍在那里生息繁衍。笔架桥虽然桥被拆掉了，但是名字连同背后的故事却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保留下来。
书圣的书法还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。其子献之，善草书，后世并称“二王”。七世孙释智永和尚，为隋唐书学名家。王氏一族对我国书法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绍兴当地还流传着书圣指导儿子写字的故事，以此教育学写大字的孩子们握笔的方式和力度。
王羲之儿子小的时候，有一次正在练字，王羲之从背后偷偷地走过去，突然间把他握着的笔一抽，笔就被抽走了。王羲之对儿子说，你看，这说明你握笔的劲还不够大。写字要练到什么程度呢?你的手握着笔，这个笔别人是拔不出来的，这样写出来的字才有力量。
这个小故事也侧面说明了书圣写字“入木三分”的由来。
(唐) 颜真卿 祭侄文稿 (局部) 纸本墨笔纵28.2厘米 横72.3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颜柳：鸡距长锋(笔)，一争短长
颜真卿和柳公权都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。颜真卿擅长行书、楷书，其初学褚遂良，后师从张旭。其行书气势遒劲，楷书筋力丰厚。柳公权的书法以楷书著称，其初学王羲之，后吸取了颜真卿、欧阳询之长，融会贯通，以骨力劲健见长。他们二人的书法并称“颜柳”，有“颜筋柳骨”之誉。
《祭侄文稿》是颜真卿的行书代表作品，被后世誉为“天下第二行书”。这是颜真卿为其侄颜季明所写的祭文草稿。《祭侄文稿》打破了晋唐以来茂密瘦长、秀逸妩媚的风格，形成了一种宽绰疏朗的体势。笔法圆转，笔锋内含，线条遒劲而舒和;其墨法苍润自然，渴笔枯墨，燥而无润。
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作品多次出现渴笔、枯笔，在重顿收笔处多有破锋开叉的现象。之所以这样，一是当时颜真卿悲愤交加，情不自禁，故书写不顾笔墨之工拙;二是与其所使用的短秃的硬毫笔有关系。这种硬毫笔据说就是鸡距笔。关于这种笔，白居易专门写了一篇《鸡距笔赋》：“足之健兮有鸡足，毛之劲兮有兔毛。就足之中，奋发者利距;在毛之内，秀出者长毫。合为乎笔，正得其要。象彼足距，曲尽其妙。圆而直，始造意于蒙恬;利而铦，终骋能于逸少……故不得兔毫，无以成起草之用;不名鸡距，无以表入木之功。”
鸡距笔由精挑细选的兔毫制作而成，因其笔头的形状像鸡爪后面突出的距而得名。这种笔是按当时较为常见的缠纸法制作，主要是用纸或绢裹笔柱。这种制笔方法的优点是解决了硬挺的兔毫原料偏锋及腰软问题，笔头硬劲可以有效控制笔锋的使用范围，能写出遒美有力的楷书。笔头牢牢固定在笔管里，并且利用麻纸或丝帛较强的吸附功能吸收笔端多余的水分，既控制了墨水的快速下泄，又防止了毛笔臃胀失去弹性，更利于书写。
但是鸡距笔也有明显的缺点，由于这种笔采用缠纸绢的制作方法，笔头短而尖锐，蓄墨量较小，使用范围有局限性，尤其书写行草书时不能肆意挥洒，笔芯缠纸导致大幅度的提按、顿挫不灵便，故柳公权曾评价鸡距笔：“出锋太短，伤于劲硬。”
(唐) 柳公权 神策军碑 (局部)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
在中国书法史上盛传“笔谏”美谈的柳公权，书风以劲健瘦硬著称，自创独树一帜的“柳体”楷书。其择笔有自己的要求，务以优柔毫细为首要条件。柳公权在《谢人惠笔帖》中说道：“近蒙寄笔，深荷远情。虽毫管甚佳，而出锋太短，伤于劲硬。所要优柔，出锋须长，择毫须细。管不在大，副切须齐。副齐则波磔有冯，管小则运动省力，毛细则点画无失，锋长则洪润自由。顷年曾得舒州青练笔，指挥教示，颇有性灵。后有管小锋长者，望惠一二管，即为妙矣。”由此可见，柳公权所用毛笔多为细管精制长锋软毫笔。
柳公权批评鸡距笔确是有的放矢。他要求出锋要长，笔头长用笔则能收放自如，不至于转折僵硬、行墨干枯，比较容易表现出瘦劲的线条，而且可以较为自由地表现出笔画起收处的修饰笔触。
《神策军碑》是柳书的代表作之一，用笔以方为主，兼施圆笔，刚柔相济、筋骨并存。出锋之撇、捺、钩、挑等爽健峻峭之势随处可见，其虽以骨力取胜，又不失丰腴温润，换言之即瘦不显形销骨立，肥不显臃肿软弱。这种瘦硬而舒展的特色，正是长锋笔的长处所在。周必大曾评柳公权《赤箭帖》，字瘦而不骨露，沉着痛快。
(宋) 苏轼 黄州寒食帖 (局部) 纸本墨笔 纵33.5厘米 横118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苏黄：各有所好，和而不同
苏轼、黄庭坚都是北宋书法的领军人物，与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私下里，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与老师相交甚厚，经常互写题跋，相评作品，二人书法各有风骨，又互有影响。
《黄州寒食诗帖》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，是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，在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感叹。诗所表达的感情惆怅孤独、苍凉伤感，通篇书法起伏跌宕，挥洒纵横，两者相得益彰。《寒食诗帖》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，被称为“天下第三行书”。黄庭坚在此诗的跋中既赞了他的诗，又评了他的书，一句“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”，也体现了二人关系的亲近。
黄庭坚在《跋东坡书帖后》中说：“(苏翰林)用宣城诸葛齐峰笔作字，疏疏密密，随意缓急，而字间妍媚百出。”黄庭坚又在《跋东坡论笔》中说：“东坡平生嘉用宣城诸葛家笔，以为诸葛之下，尤胜他处工者。平生书字，每得诸葛笔，则宛转可意，自以谓笔论穷于此。”
据此可知苏轼对诸葛笔的喜爱。前面何炎泉在对蔡襄作品的用笔做分析时，也提到了诸葛家的散卓笔。诸葛氏是跨唐宋两代的制笔世家，极负盛名，且在世代毛笔的制作中，对制笔工艺和方法做出了改进，促进了毛笔的发展。宋人叶梦得在《避暑录话》中说道：“自唐惟诸葛一姓，世传其业，治平、嘉祐前有得诸葛笔者，率以为珍玩云。一枝可敌它笔数枝。熙宁后，世始用无心散卓笔，其风一变。”这样的散卓笔因为使用的只是笔毫的锋尖部分，弹性自然更好，也少有散锋、脱毫之弊。诸葛氏及其散卓笔成为当时制笔高峰的代表。
(宋) 黄庭坚跋 黄州寒食诗帖 (局部) 纸本墨笔 纵33.5厘米 横118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在论述了苏轼对诸葛家笔的喜爱之后，黄庭坚在《跋东坡论笔》中接着说：“几研间有枣核笔，(东坡)必嗤笑，以为世人但好奇尚异，而无入用之实。然东坡不善双钩悬腕，故书家亦不伏此论。”苏轼不喜枣核笔，认为不实用，但他却善用枣核笔。
黄庭坚在《书侍其瑛笔》中称：“南阳张又祖喜用郎奇枣心散卓，能作瘦劲字。他人所系笔多不可意。今侍其瑛秀才，以紫豪作枣心笔，含墨圆健，恐又祖不得独贵郎奇而舍侍其也。笔无心而可书小楷，此亦难工，要是心得妙处耳。”他认为侍其瑛所做的枣核笔含墨圆健，非常难得还可以写小字，他还评论诸葛高所制枣核笔，“锋虽尽而心故圆，此为有轮扁斫轮之妙”，可惜东坡因不解此执笔法，故不能得其妙。
枣核笔又名枣心笔，因笔头两端微尖而腰部鼓壮，形如枣心而得名。枣心笔发展到南宋、元，技术更趋成熟，也得到更多文人、学者的好评，书画家赵孟坚在《论书法》中称：“行草宜用枣心笔者，以其折袅婉媚。然此笔须出锋用之，须捺笔锋向左，意趣如只用笔腰、不用笔尖乃可。如真书直竖用尖，则施之行草无态度，此是要紧处，人多未知之。”可见，枣心笔虽好，但只有掌握了用笔的方法，才能尽得其妙。后世有专家推测，黄庭坚有名的“二志稿”，就是用这种枣心笔所书。
(元) 赵孟頫 洛神赋 (局部) 纸本墨笔 纵29.5厘米 横19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
赵孟頫：会制湖笔的书法家
唐代时，安徽泾县(府治宣城)成为全国的制笔中心，宣笔声名远扬。发展到元朝，湖州市善琏镇生产的湖笔逐步取代了宣笔最盛之名。大书法家赵孟頫就是湖州人。当时湖州有三绝，“赵孟頫的字，钱舜举的画，冯应科的笔”。世人都知道赵孟頫的字体势紧密、潇洒俊逸，后世有研究者认为，他的字体风格也与使用湖笔这种具有较强柔润性特点的笔相关。
元人张复亨的一段文字，论述了赵兴、赵孟頫与元朝制笔名家冯应科、陆文宝的缘分：“宋季，太末徐信卿笔名重缙绅间。玉溪尚书赵公以徐制法授吴兴冯应科，俾之日缚一管，不合意即折裂复为之，必如法乃止，松雪翁乃玉溪从子，尝亲见其事，故以此法授之陆颖。冯、陆齐名，实本于此。”
“玉溪赵公”即赵孟頫叔父赵兴。在他的指导下，冯应科学得徐信卿制笔之法。赵孟頫号松雪道人，他因亲见学得制笔之法，并将其传授给了陆颖(陆文宝)。由此可知，赵松雪自身即会制笔，且与两位制笔名家都关系亲密，包括湖州三绝之一的冯应科。
张进中也是元代制笔名家，从赵孟頫对他的赠诗可见二人情谊深厚。《赠张进中笔生》中道：“平生翰墨空余习，喜见张生缚鼠毫。韩子未容夸兔颖，涪翁底用赋猩毛。黑头便有中书意，黄纸宁辞署字劳。千古无人继羲献，世间笔冢为谁高?”
关于赵公制笔选毫的精细，制笔所用之持久，清代钱泳在《履园丛话十二·艺能》中也有记载。“笔以吴兴人制者为佳，其所谓狼毫、兔毫、羊毫、兼毫者，各极其妙。然毫之中有刚柔利钝之不同，南北中山之互异。每一支笔，只要选其最健者二三根入其中，则用之经年不败，谓之选毫。相传赵松雪能自制笔，取千百支笔试之，其中必有健者数十支，则取数十支拆开，选最健之毫并为一支，如此则得心应手，一支笔可用五六年，此其所以妙也。”
世传赵公对制笔用毫极为苛刻，稍不合意即拆开重做，若不知他本身会制笔，又与众制笔大师交往甚密、感情深厚，可能误会他为人严苛，过于计较所用工具。了解生于湖笔之乡的他，本身即会制笔，必然会与笔工朋友一起切磋实践，精益求精，才更能领会他“赵体”形体端秀而骨架劲挺的特点。
(元) 赵孟頫 洛神赋 (局部) 纸本墨笔 纵29.5厘米 横19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
赵孟頫的字学众家所长，尤以学“二王”用功最深，所以到他在元大德四年(公元1300年)为盛逸民书《洛神赋》的时候，也基本是他个人风格形成之时。后世评他的行书《洛神赋》，既得二王遗意，又别有天趣，“真如见矫若游龙之入于烟雾中也”。他用最严苛选毫的笔，写最得心应手的字。
“暮春之初，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修禊事也。”“自我来黄州，已过三寒食。”“以义力其穷，以智谢其丰，以理考其终，以文款其封。”“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，荣曜秋菊，华茂春松。”众书家与手中的笔互相依赖，彼此成就，在我国历史文化长河中如星辰闪耀，光芒万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