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玄墓志（部分） 北魏
中国书法衍繁到北魏，墨云蒸腾，奇峰叠翠，炫出一道魏碑奇观。魏碑亦称魏楷，其承汉隶，启唐楷，与晋朝楷书、唐朝楷书并称三大楷书，彼此竞相开放，浓芳袭人。
魏碑实乃汉文化与鲜卑文化融合的结晶，也可谓游牧边塞文化撞击中原华夏本位文化的产物。
楷书萌发于魏晋之际，钟繇的《宣示表》等作品已趋成熟之态。晋末，大批西晋知识分子随晋室南渡，北朝书风便与南朝河分两岸，大相径庭。清朝刘熙载论曰：“南书温雅，北书雄健”。
魏碑由隶入楷，化隶成楷，成为楷书另一源脉：其一，魏碑多为民间工匠书家之作，清新刚健，鲜然勃发，生活气息春云葱茏，与南朝士大夫“风流蕴藉”书风迥然相异。其二，北魏民间书法家们，一面直接从汉魏时期的隶书汲取营养，一面按照生活的样子雕刻摹写，用笔率性率真，自由奔放，架构因势赋形，变异曼妙，不像唐楷法度拘泥，结体规范划一，笔画间距离关系过于“精确”。清代包世臣《艺舟双楫》曰：“北魏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，故多变态；唐人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，故形板刻。”其三，以刻为写，刀锋凌厉，笔力遒劲，金石气宇，浑朴厚重。《金石萃编》一书说：“按造像立碑，始于北魏，迄于唐之中叶。”欧阳询、褚遂良、李北海、苏东坡、米元章、黄山谷乃至赵孟頫、黄道周、倪元璐、张瑞图等，皆从魏碑中汲取精华，丰其羽翎。清中叶碑学兴起，何子贞、赵之谦、郑板桥、李瑞清，近代于右任诸家纷纷从魏碑脱颖而出，开宗立派。“平整宜从唐入手，风云可向魏晋寻。临摹须走蚯蚓道，博览犹似蜜蜂身”。赵之谦《章安杂说》：“二十岁前，学《家庙碑》，日五百字。”启功诗曰：“题记龙门字势雄，就中犹属始平公，学书别有观碑法，透过刀锋看笔锋。”于右任融行书与隶之笔意于北魏楷书，遂自创一格，独步书林：“朝临石门铭，暮写十二品。辛苦集为联，夜夜泪湿枕。”徐悲鸿有名联“白马秋风塞上，杏花春雨江南”，疏朗而凝密，柔软却刚劲，氤氲着浓厚的北碑遗韵。
魏碑体多用方笔，如斧如凿，棱角刚健，无丝毫圆滑世故之风之气；如剑如戟，铿锵作鸣；笔画不拘不泥，长短有致，一如宋词元曲；参差中有章法，错落中见严谨；笔力遒劲挺拔，气势雄健豪放。
作为一种新型字体，魏碑融进拓跋鲜卑人的个性追求，奔卷着一股北魏新型王朝的皇风帝气。“刊石勒铭”，寄志抒情，是拓跋氏的一个传统情结。北魏历代帝王每每赢取战功，总是以石为纸，刊于其上，如拓跋珪“袭五原，屠之。收其积谷……于塞北树碑记功”；拓跋焘“勒石漠南，以记功德”；拓跋濬“登碣石山，观沧海……改碣石山为乐游山，筑坛记行于海滨”。
“北碑莫盛于魏，莫备于魏”，康有为“抚摸”着《晖福寺碑》，激动不已地赞其“书法高简，为丰厚茂密之宗，隶楷之极则”，后于《广艺舟双楫》列数魏碑十美：魄力雄强，气象浑穆，笔法跳跃，点画峻厚，意态奇远，精神飞动，兴趣酣足，骨法洞达，结构天成，血肉丰满。
北碑之林，惟《晖福寺碑》与《张猛龙碑》最为秀卓。《晖福寺碑》刻于北魏太和十二年（488年），篆额为“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”，现藏西安碑林。此碑系魏碑早期代表作，方峻端整，锋芒犀利；碑阴所刻少数民族姓氏，稀粹为民族史研究重要资料。《张猛龙碑》全称《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》，立于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（522年），现存曲阜孔庙，碑文记颂魏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办学校功绩，碑体乃魏碑后期佳构，其笔触法势清新自然，流宕天真，从心所欲，却不逾矩。两碑前呼后应，交相映照，以北碑乃至中国书法里程碑意义，为人们所珍爱与仰敬。
平城作为魏碑发祥之地，精品灿烁，俯仰可拾。分别出土于大同市城南智家堡北沙场的北魏明元帝永兴元年（409年）“王礼斑妻舆”墓砖、大同城东沙岭村壁画墓太武帝太延元年（435年）的破多罗太夫人题记，见证着魏碑的初创。太武帝太延三年（437年）《皇帝东巡之碑》，魏碑书体已成定势，至《司马金龙墓铭》《永固陵碑石残片》，日臻成熟。尤是文成帝《南巡碑》，惊世骇俗，闪电穿云。其笔力苍健，气势雄浑，令人叹为魏碑观止。
道武帝开国立政，太武帝统一北方，两帝皆以“武”标称，谓武力征服时代；文成帝、献文帝、孝文帝三帝皆以“文”扬名，属文治时期。文成帝感谢拓跋珪和拓跋焘，他们以热血与冰剑，为他的国朝日月抹上和平无战事的亮色，“四方无事，国富民康”，使之有财力物力人力和精力开凿云冈石窟，也让他在太阳底下，车辚辚，马萧萧，大规模实施南巡。
谈及魏碑，无论如何不可忽略“嘎仙洞”洞壁上刻写的太武帝“祝文”。“人似秋鸿来有信，事如春梦了无痕”。前来平城朝贡的乌洛侯国使臣，向太武帝献上一份特殊“礼物”——在大鲜卑山发现拓跋氏祖庙“嘎仙洞”的佳音。
太武帝遂选派一支由500多人组成的朝圣队伍，浩浩荡荡，自平城出发，从春天走到秋天，行程四千余里抵达大鲜卑山，虔诚拜祭了祖先圣庙，并将其嘱托的一篇祭祀文诰雕刻在嘎仙洞洞壁。这篇后来收录在《魏书》里的“祝文”，成为嘎仙洞即是鲜卑人祖宗石室的确凿依据，也是一幅精粹秀杰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魏碑书法珍品。
“云为山态度，水借月精神”。佛教推波魏碑书法，魏碑助澜佛教艺术。寺庙是弘扬佛法的重要场所，书法是寺庙文化的诗意符号。云冈石窟第11窟内的“太和七年题志”，作为魏碑早期稀缺之作，当属上乘之品。其谋篇布局，厚重浑朴，洋洋大气；用笔劲挺沉静，酣畅雅美；骨力苍古，隶韵飞动；刚柔圆曲，妙味十足。正所谓“咫尺有万里之势”，实乃“体庄茂而宕以逸气，力沉着而出以涩笔”之典范。在万佛堂石窟《元景造像碑题记》前，梁启超“眼睛一亮”地称赞说：“天骨开张，光芒闪溢”。
经书在敦煌文物中熠熠闪光，这些经书里已发现有21件属北魏写经真迹：《龙门二十品》之第一珍品《始平公造像记》，乃公元489年北魏平城时期所刻。
书画同源，写到极处便是画，画到极处即为字。北魏书法独领风骚，其壁画亦堪称一绝。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葬壁画屏风漆画，烈女、将相、高士、逸人……众生百相，世态万象。《中国美术全集》解读：“其绘画风格颇近于传为顾恺之的《女史箴图》，人物悟对通神，色彩富丽，略有渲染，线条勾勒工整，属铁线描。”大同沙岭北魏墓中壁画，一笔一画，一线一描，透出浓烈的草原生活气息，被列为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