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起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的书法发展概况，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“流行书风”这个词。这里的“流行书风”是一个泛指概念，与当代书坛“流行书风”这一特指的书法创作现象是不同的。其实书法史上每一种新书体、新风格的出现，在当时都是“流行书风”。既然“流行”，那么它至少代表了当时书法创作的一种取向。这种取向要么是一种探索行为，昙花一现；要么是经得起书法史的考验，成为新的书法传统。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的“流行书风”是以苏、黄、米为代表的“尚意”书风。苏、黄、米三家因在道义、文章等多方面取得了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成就，而使这股“流行书风”最终演绎为宋代书法史的传统。可以说，当时书家大多未能摆脱这股声势浩大的“流行书风”的洗礼。在这股大潮中，除了盟主开疆拓土外，其他先锋、殿军等亦纷纷摇旗呐喊，同铸辉煌。从北宋末期至整个南宋时期，就米芾书风阵营来看，大致分三代：第一代是米友仁、刘焘、王升；第二代是吴琚；第三代是张即之。第一代中，米友仁尽管是米芾长子，但他用心画学，书学方面则失于“鼓努为力”；刘焘学米亦过于收敛端谨；论技法娴熟与书写功力自然首推王升。关于第二代的吴琚，董其昌评曰：“书似米元章，而俊俏过之。”第三代的张即之学米流于程式，习气较重。至此，米芾书风影响渐渐式微。
王升《首夏帖》，故宫博物院藏这里鉴赏的王升《首夏帖》，纸本，行书，纵32.2厘米，横38.1厘米，现藏于故宫博物院。
王升，字逸老，汴（今河南开封）人，生于宋神宗熙宁九年（1076），卒年不详。政和、宣和年间，被召补右爵。南渡后，居嘉禾（今浙江嘉兴）羔羊里，号羔羊居士。因擅书法，蒙高宗赵构赏识，官至正使。
《首夏帖》很明显胎息米芾，用笔以提按为主，点画变化较多。此帖中起始两行用笔较重，与第四、五行轻盈的笔触形成了强烈对比。单就第四、五行来看，一行之内点画的轻重落差也很大，虚实交替，颇耐人寻味。王升书写此帖时，笔速比较迅捷，配合着翻折笔法，使得笔势飞越激荡；虽然没有以“一笔书”的形式表现出来，但字与字之间气息连接紧密，一贯而下，颇有“一笔书”之妙。此帖结字尽得米芾腾挪摇曳之秘，多以欹侧生姿。如“顿”“亲”“清”“谨”等字的左右错落呼应，“伏惟”二字因势而生的左右欹侧之态，“顿首上”三字因结字的纵放横收而使行气略向左下倾斜，以及末行的“伯兴”二字自右上向左下贯势到“承”字却急转向右下，使其后数字顺势以呼应“顿首上”的左下之势等，均可见结字的纵横摇曳在行气线丰富变化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。单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王升在米氏结字方面的确下过一番功夫。不过，王升的结字尽管大小、俯仰有一定变化，但重心处笔画过于紧结、逼仄。综合来讲，王升行书的特点是提按丰富、笔速快、结字以欹侧为主。
《首夏帖》通篇写得痛快淋漓，洋溢着强烈的运动感；但因过分突出米字的痛快之感而少了几分沉厚。或许王升行书的这个特点也与其善写草书有关。宋代董史《皇宋书录》中记载：“王升，宣和间以《草书圣经》进上，除书学录。”王升还曾用草书写过杜甫的《饮中八仙歌》。南宋著名书论家楼钥在《攻愧集》中道：“逸老以‘草圣’擅名。”可见王升草书成就之大。书写速度是宋人一直探讨的草书问题之一。尽管王升的草书作品今已不得见，但从《首夏帖》这件行书作品不难推断其写草书的速度是非常迅疾的。快速易得势这一点也与宋徽宗的草书审美暗合，要不他怎么会在看了王升的草书后授予他官职呢？尽管行书与草书是两种书体，在具体书写中有着严格的区别，但毕竟两者同属于动态书体，因而又有许多相通之处。也正是因为王升行、草兼擅，才会在学习米芾行书方面要明显高于米友仁和刘焘。